日本即将禁止AV
1998年,李宗盛和周华健、品冠合唱了《最近比较烦》,在自己的部分,李宗盛唱出了很多那一代男人共同的幻想:我梦见和饭岛爱一起晚餐,梦中的餐厅,灯光太昏暗,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……
恐怕没有人能否认,日本色情作品以及饭岛爱这样的AV女优,其影响力早已经超越日本本土,并在全世界收获了大量观众和粉丝,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,俨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。
所以不难想象,当“日本即将禁止AV”的“噩耗”在网上流传时,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。
这个消息的源头,是5月25日,日本立宪民主党表示,在考虑单独制定一项法律,禁止涉及性行为的成人影片。
立宪民主党的众议员堤要女士还在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:
电视和电影中的谋杀场景实际上并没有杀人,但是允许拍摄性行为和买卖的色情产品是对个人尊严的损害,也允许性剥削。而我们立宪民主党将考虑并推动进一步的措施。
这个提议太过爆炸,以至于“AV禁令”立即成为了当天日本网络的热门词汇,引起了大量日本网民的强烈反对。
但是只过了一天,立宪民主党就发表了一则声明,大概意思是,我们完全没有要禁止AV的这个打算,你们不要乱讲啊。
只不过,对于很多跟李宗盛一样深受影响的观众来说,还不到松一口气的时候。
关于“禁止AV”的讨论,只是当天另一个重要话题的小插曲而已,5月25日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,是为了通过《AV出演被害防止 · 救济法案》。
在5月25日获得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一致通过后,《AV出演被害防止 · 救济法案》(下称《救济法案》)从众议院全体会议、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到参议院全体会议,一路绿灯,在6月22日正式颁布,并从6月23日生效实施。
《救济法案》规定:
摄影期间,演员可以拒绝违反自己意愿的性行为,法案规定从签约到拍摄所需时间为1个月,从拍摄结束到发布所需时间为4个月。
在影片发布起1年内,无论性别年龄,演员可以无条件解约,(新法施行给予2年为限解约过渡期,2年后恢复成1年),让业者停止贩售或发行影片。
如果业者为了防止契约被取消而恐吓演员,将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罚款(法人为1亿日元以下)。
日本之所以火烧火燎通过《救济法案》,是因为4月1日,其《民法》修正案刚刚生效。
根据新《民法》的规定,日本的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到了18岁,是明治9年(1876年)之后的首次下调。
要是在其他国家,成人年龄下调也就下调了,时代在变化,法律规定毕竟也要与时俱进。问题是日本跟其他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——AV产业特别发达。
以前要等到20岁才能做的事情,现在18岁就可以了,比如办理信用卡、贷款买房、提起诉讼以及不经过父母同意结婚等。
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:以前如果不满20岁,父母可以在事后撤销孩子签订的合约,但现在,18岁以上的人签订合约原则上自行承担责任。
在日本,18岁通常还是上高中的年龄,也就是说,18岁的高中生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,自己跟厂商签订合同,合法地拍摄AV……
议员盐村文夏表示:“4月1日就会开始有受害者,女高中生AV将会成为流行现象,不能容忍日本发生这么丢人的事。”
前AV女优胡桃香气也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:“如果你指望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,能够通过冷静判断来予以拒绝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当年,她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在唱片业出道,结果后来却被告知“必须裸体”,最终在十几个人的胁迫下,签订了AV合同,“当一个18岁或19岁的人被星探发掘,并以为能实现梦想时,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,那是一道永远不会消失的伤口”。
所以《救济法案》的颁布,主要是为了修补成人年龄下调产生的漏洞。
但你以为《救济法案》会大受欢迎吗?恰恰相反,它遭到了大量反对和抗议。
首先跳出来反对的就是行业内的女优,因为她们的片约开始大量减少,直接影响了收入水平。
日本1957年颁布了《卖春防止法》,规定任何性交易都是违法的,AV不属于色情业,而是影视业,原则上演员是靠自己的演技而不是卖身赚钱的。很多流通的影片都是“出口转内销”,公司的注册地根本不在日本,而是美国等海外国家。
但是在《救济法案》里,将AV定义为“性行为影像制品”,称AV是“拍摄从事性行为者姿态的影像”,这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按照一些女性团体的看法,政府这是在鼓励性交易合法化啊,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彻底禁止AV拍摄!
实际上,别以为日本政府不想禁止AV ,他们只是做不到而已。
1960年代,日本开始有电影制作公司拍摄情色电影,这些影片被称为“粉色电影”,影片中的香艳场景通常采用借位等方式拍摄。
随着录像机和情人旅馆的迅速普及,这些粉色电影也越来越受欢迎。有资料显示,1974年日本新建的酒店和旅馆为4600家,其中汽车旅馆和情人旅馆超过4000家。新开张的情人旅馆为了吸引客人,通常都会提供粉色电影。
当然,对这些“有伤风化”的电影,日本政府并不是坐视不理。
1972年1月,池田警署接到群众举报,称“在辖区内的情人旅馆里发现下流录像”。很快,日本映画伦理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专门负责录像内容审查的“成人VIDEO伦理自主规制恳谈会”,即后来的“日本VIDEO伦理协会”。
而真正意义上的AV出现,其实是件相当“晚近”的事,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。
1981年推出的《星与虹之诗》成为了业界公认的首部作品,而1982年《洗衣店的阿健》卖出了13万盒,彻底掀起了拍摄AV的热潮。
1985年2月,日本警方下发行政意见:“凡未经伦理协会审查的录像,均可能被认为是淫秽录像而受到追究。”而经过审查的,自然就合法了。
就是在这一时期,西村彻等导演开始不断挑战伦理协会,掀起了一股“本番潮流”。所谓本番,就是不再使用道具或者借位等手段拍摄成人影片。
也几乎在同期,日本进入了醉生梦死的“泡沫时代”。
在泡沫经济时代,广大的市场需求大大刺激了AV产业的发展,大大小小的影像出租店遍地开花,很多店里专门设立了成人电影专区。
而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,不仅AV行业没有消失,反而催生了另一个更加难以管控的行业——援助交际。
90年代,日本政府部门调查显示,东京高中女生中做过援交的比例为4.4%,初中女生为3.8%;另一份数据来自“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”,初高中女学生的援交比例为5%。
2015年,联合国特使莫德•德•布尔-布基契奥访问日本时表示,有超过13%的日本女孩曾做过援交。只不过这个数字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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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来了,难道日本的女性对风俗业有什么特殊癖好吗?
当然不是,是因为她们根本没得选。
1957年,日本颁布了《卖春防止法》,又一次禁止了性交易。
尽管明面上的性交易被禁止,但日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商业性产业,产业规模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%。
很多“潘潘”转而进入了收费较高的“土耳其浴场”,这些隐蔽的私人浴场,成为了新的性交易场所。仅1959年,因违反《卖春防止法》规定,而被从“土耳其浴室”中逮捕的“潘潘”便高达 2 万人。
NHK电台曾经为“潘潘”做过一期节目,节目的最后出现了一首名为《流星》的咏叹:
流星之下占我身,今日宿何处也,此心纷乱。胸中可还有心在?我实不知,欲泣也无泪。这女子,无人知她是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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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南洋姐”、“潘潘”、粉色电影、AV一直到援交,日本政府五次三番“废娼”之后,日本女性却从来未曾摆脱色情与风俗业的纠缠。
现在日本政府又出台了《救济法案》,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吗?
恐怕仍是不能。因为她们太缺钱了。
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。战后很多成为“潘潘‘的日本女性,都是因为在失去父亲、兄长以及丈夫的情况下,不得不独自面对日本战败后的艰难生活,最终迫不得已选择卖身,而战后的贫困也让一些父母尚在的女孩迫于生计加入"潘潘”。
60多年后,很多日本女性还要面临相似的命运。
根据日本《周刊实话》的报道,2011年日本“311大地震”发生后,日本东北灾区出现了众多身穿高档西装、手持摄影机的可疑人员。这些人到处寻找容貌出众的女性灾民搭讪,询问对方“想不想当模特儿”,然后开出高额酬劳。
爆料人本身是一家AV公司的经纪人,他所在公司的社长曾收到星探发来的灾区美女照片,当爆料人向社长提出质疑时,社长回答说:“我才不介意别人怎么说,这种时候还谈什么罪恶感,赶快让这些美女出道才是正道。”
就算没有大地震这样戏剧性的背景,日本女性面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。
首先,众多年轻女性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生,之所以选择援交,是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助学贷款利息。
2004年以前,提供就学资金借贷服务的是日本育英会。但是,日本政府于04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,改组成了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。
新机构以财政投融资和民间资金为财源,将助学金制度作为金融事业发展,年利率上限为3%,助学金实际上成为以利息为收益的金融产业。
而日本大学生,有一半都是靠这些“奖学金”上的大学。
虽然日本政府在2017年设立了非偿还性助学金,但是预算只有70亿日元,平摊到每个大学生头上,一个人只能拿到2400日元。
日本国立大学的学费,却已经从1996年的1.2万日元,涨到了2019年的53.58万。
很多女大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时,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多大的一个负担,等到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,自己已经欠下了600万日元的贷款,需要还到40多岁才行。
而这个年龄段的女大学生,却正好是从事风俗行业的“黄金时期”,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稀里糊涂走上了援交和AV女优的道路,甚至有人半年内拍了近40部影片:
我只知道,自己一直因为背负借款而非常不安,所以就成了成人影片女优。因为做了成人影片女优,我用挣到的钱还了300万日元的借款。这是唯一的救赎。现在还有300万左右需要还。原本要到47岁才能还完的借款,可以提前到32岁还完了。不管怎么说,600万日元是太大一笔钱了。
雪上加霜的是,就算在大学时经受住了诱惑,日本女性在找工作时会发现,她们很多时候只能找到非正式雇佣的工作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,日本女性的非正式雇用率是55.5%。
这些非正式雇用的人,在《新·日本的阶级社会》中,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——“社会底层人群”之中。
众所周知,日本人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,这种思想在近些年逐渐演变成另一种说法——“自己責任”,即“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,这是你自己的责任”。
于是原本应该是社会问题的大规模贫困,成了女性自己不努力的后果。
当真的有女性向社会救助机构求助时,这些机构往往会采用一种被称作“水際作戦”的策略来逃避责任。
这个词本来是指在岸边设立各种障碍和工事阻止、击退敌人,或者在公共卫生领域防止病原体和害虫的进入。但是在社会福利领域,“水際作戦”的含义很简单,那就是故意找茬。
当有人提交申请时,这些机构会提出各种让人难堪的私人问题,比如:“为什么不努力工作?”“不能总是依靠父母,这是你自己的责任吧?”
这些折磨人的程序有时候甚至会持续6个小时,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终于鼓足勇气申请救济的人知难而退,重新自己面对贫困。
讽刺的是,很多风俗场所反而为女性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配套服务,包括夜间托儿所等。
就像电视节目中说的:“性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密实的安全网,从工作、住宅到患病儿童的托管无所不及。公共部门能提供如此周全的服务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这可以说是社会保障的溃败,事实是性产业接手了社会保障的功能,在支撑着她们。”
如果不改变整个日本的社会氛围,以及从大学贷款到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制度,单单凭借一部《救济法案》,根本不可能改变日本女性的处境。
这些热火朝天的讨论,更像是每一个人都在装作关心女性命运而已。
女优们反对还好理解,但日本的女性团体也强烈反对《救济法案》。